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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面“双碳”目标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何在

当前,人类经济活动模式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步的转变阶段。从中国角度看的话,‘双碳’目标不是‘让我们做什么’,而是‘我们自己需要做什么’,这是全人类的需要,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容。”中国与全球化智库(CCG)顾问、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谢伯阳说道。

2020年9月22日,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,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,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“碳中和”。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如何制定实现这一“双碳”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,一直颇受海内外关注。

5月17日,在一场CCG与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,多位与会人士表示,“双碳”目标的提出不仅彰显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,更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举措。尽管面临严峻挑战,但这一过程也蕴含巨大机遇。

CCG顾问、财政部原副部长、国务院参事朱光耀在会上指出,中国从“碳达峰”到“碳中和”的时间只有30年左右,与发达国家60至70年的时间相比要短得多,因此面临巨大挑战。此外,中国正在努力在“十四五”期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,这意味着在此期间GDP增速需要保持在5%以上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平衡,对中国来说是一大考验。

谢伯阳在研讨会上指出,要实现“双碳”目标,有赖于建立新兴的绿色产业,既包括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,也包括建立全新的绿色产业,特别是要着重考虑绿色材料的发展。“要建立新的绿色产业和实现传统产业的绿色提升,关键是科技。”

“应该把发展绿材和绿色能源、绿色电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。”谢伯阳举例说,山西正在推进一个合成生物项目,要用2000万吨秸秆生产100万吨高质量纺织用丝,以代替化纤。“这种合成生物的产业就是一种全新的新兴产业。有很多领域可以用这个思路来发展。”

面对“双碳”目标,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煤炭又该何去何从?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原副会长田会在研讨会上指出,首先,应该大力推进新技术、新工艺,对每个生产环节进行排查,走减碳化的道路;其次,积极支持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转变以及煤炭的再利用,比如用炭做甲醇,用烟道灰做汽油;最后,央企应稳步退出传统能源,逐步进军新能源领域,避免盲目追求“风光”的同质化竞争。

面对没有国界的气候问题,国际合作不可或缺。朱光耀表示,这不仅关乎加快推动全球技术革命的到来,而且涉及全球治理体系规则的调整。“新的规则制定现在已经迫在眉睫,而且起步的时间也明确了。”他表示,中国在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同时,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。

一、国内对于减排仍未完全形成共识

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、创始人马军也认为,中国要在保持经济增速的同时实现减排目标,挑战是非常明确的。虽然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,让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碳达峰,但据他了解,有些地区还是坚持一些“不同的思路”,比如,有的想在减排约束到来前再涨一涨,有的已经接近“达峰”却故意要拖一拖,尽量晚两年再宣布“达峰”。

对此,马军强调,要切实让“双碳”目标在各地得到落实,掌握明确的数据是关键。在他看来,当务之急是把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量、温室气体排放量、能耗情况、人均单位GDP等数据先汇总起来,随后再逐渐把企业的相关数据收集起来。他指出,以这些数据为基础,可以避免“碳高峰”,也可以遏制“躺赢”的心态。

马军说,当前,在疫情的影响之下,很多地方面对经济的不确定性,都想在减排大势到来之前抓紧最后的时间涨一涨,这导致很多高耗能产业近期都处于反弹的状态,甚至是在加速,可以说是在“碳中和”热潮之下的一股潜流。

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、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涂建军认为,要切实落实“双碳”目标,中国的减排工作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些,以大幅降低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难度。

“按照中国的承诺,在2030年之后,中国每年的减排量相当于法国当前全年的排放量,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,能不能实现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。所以,我们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点,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想的那样,还有十年继续让排放量上升的时间。” 涂建军说道。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指出,虽然碳减排在国际层面正在形成国际共识,但在很多国家内部却难以形成共识,包括美国。具体到中国,各产业对“碳中和”的理解还存在很大差异。以一家大型煤炭国企为例,虽然他们很重视国家提出的“双碳”目标,但却无从下手,只会为旗下每个矿花2000万元种树,能够抵消的碳排放非常有限。

齐晔也说,从“碳达峰”到“碳中和”,这30年的挑战是“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”,会涌现大量的赢家和输家。“如果控制不好,这个转型就会带来极大的政治上的风险,有可能会演变成我们最大的不稳定因素。”他说,“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、简单的经济问题,而会是影响非常广泛的社会问题,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系统性的转型风险。”

二、全球统一的可持续标准有望问世

近年来,ESG(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)投资成为国内外市场关注热点,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,ESG评级较佳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,更被投资机构青睐。但由于缺乏统一标准,企业对ESG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不一而足。

朱光耀指出,目前,全球有200多个机构制定了600多项与ESG相关的指导规则,但是这些规则都不是强制性的,而且都存在于具体领域,不具有可比性和普遍性,亟需出台一套国际普遍应用的披露标准。

朱光耀指出,目前,两个机构制定的相关规则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。一是G20框架之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(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,FSB),它制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、对主要金融企业的指导原则;二是国际证监会组织(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,IOSCO),它制定对全球上市企业、环境和社会治理相关指导原则,但也不具有强制性,不具有普遍性。

“从2018年开始,国际财务报告准则(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,IFRS)基金会开始讨论制定一个统一的、可比较的、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全球ESG标准,但是进展非常有限。”朱光耀说。

究其原因,他指出,虽然IFRS在国际上得到了相对热烈的反应和支持,但却面临来自于美国的阻力——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“美国优先”的口号下,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(SEC)对此持否定态度,导致IOSCO也持消极态度。“直到2020年底,IFRS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”

但这一局面在2021年出现了转机。朱光耀说,今年年初,美国证监会态度发生了转变,表示对全球ESG标准制定持积极态度。随后,美国财长耶伦不久前明确表示,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证监会将努力协同推进国际可持续标准的谈判。受此影响,IOSCO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。

朱光耀道,不久前,G20下的FSB向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交了正式信函,表明支持推进全球可持续标准的制定,也希望把FSB已有的同气候变化有关的规则纳入进来。IOSCO也提出,希望让他们制定的相关标准得到运用。

4月底,朱光耀作为基金会受托人参与了IFRS受托人会议。“这次的会议形成了一个共识,就是要在今年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宣布,正式成立关于全球可持续标准谈判的委员会。委员会将由14个人组成,亚洲和大洋洲地区有三个名额,美洲地区有三个,欧洲地区有三个,非洲有一个,还有四个名额留给专业人士。”

(节选自:21世纪经济报道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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